来自商务部的监测数据，今年3月下旬全国生猪出栏价格为11.82元/公斤，同比下跌12.2%，累计下跌25.7%，创近3年来新低。

　　据悉，商务部近日会同国家有关部委组织开展了今年首批中央储备冻猪肉收储的电子竞价采购工作。此外，商务部还可以采取财政贴息政策，鼓励大型企业增加商业储备，扩大猪肉深加工规模，增加发放临时饲养补贴等方式，稳定价格和市场。

　　面对政府部门的“良苦用心”，生猪饲养业相关专业人士却不怎么“领情”，认为政府有头疼医头之嫌，并没有根本解决长期存在的问题：政府调控虽在短期内对平抑猪肉价格能起作用，但某种程度上反而干扰了产业内在调整和升级转型的机会和进程，对各方正常的市场预期带来误判和负面影响，不利于生猪产业市场化健康运行。

　　在我国，在生猪价格频繁大幅波动中，“猪贱伤农，肉贵伤民”已成为亟待破解的难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专家李布2012年1月份在期货日报曾发表研究报告，提出推出生猪期货破解产业“怪圈”的政策建议。

　　九三学社向全国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提交《关于推进生猪期货市场建设》的提案也提出，推进生猪期货，一是保护饲养户利益，应对“猪周期”振幅加大，周期缩短，有利于价格发现，加强政府事前调控和微调；二是有助于与玉米、豆粕等饲料原料期货市场形成联动，建立健全农牧产品期货体系，形成饲料原料和生猪饲养的套利关系；三是促进生猪饲养标准化、规模化，保障食品安全；四是可参与大宗商品国际定价，获得与我国相适应的国际地位。

　　针对生猪期货，证监会虽然去年10月曾通过微博回应称，由于生猪产品不易标准化，也无国家标准，生产标准化、规模化程度不高，存在质量、疫情等突出风险（事实上，鸡蛋期货并没有因此而发生相关风险事故），生猪期货上市条件还不具备，但其还表示，将在条件具备、时机成熟时再行批准上市生猪期货。

　　其实，证监会所提生猪期货上市条件问题，在国际市场上不同国家多多少少也存在，但并没有成为美国、德国和韩国等国家推出生猪期货的障碍。尤其是美国，1966年2月生猪期货上市后，加速了生猪产业的规模经营和产业整合。至30年后的上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70%的生猪质量都能够达到期货交割标准。可见，生猪期货市场对现货行业还有着重要的倒逼作用，有利于养猪产业升级优化，这在我国其他品种期货市场上已经和正在得到验证。在我国进入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期货市场能够、也应该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上月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要推进期货市场建设，增强期货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认真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精神，杜绝“有形之手”的错配，释放“无形之手”的力量，利用生猪价格“阵痛期”，加强生猪饲养业市场化环境营造，倒逼其产业一体化、规模化、标准化升级，既是养猪业发展的方向，也是市场日益强烈的诉求。